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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唐代文化比较懵懂，希望有识之士进来解答
衣食住行
唐代的服饰在形制、质料、颜色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武德四年(621年)唐朝时期面魇和花细是什么意思，唐高祖初定服饰之制唐朝时期面魇和花细是什么意思，规定了祭服、朝服(又名具服)、公服(又名从省服)、常服(又名燕服)四种服制。其中常服规定赤黄色为帝王专用，自此黄袍成为帝王的象征。其后，唐太宗、高宗、德宗、文宗等也都曾下令，对文武百官及庶民百姓的服饰区别做出明确规定。大致说来，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而庶民百姓只能穿以粗布麻衣，服饰穿着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
唐代男子的服饰风尚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初唐至盛唐时以裤褶服式为时髦，头戴幞头，身穿圆领、右衽、长仅及膝的窄袖袍衫，腰束革带，足登长靴或软皮靴。中晚唐时，上层社会的男子服饰又恢复了秦汉时的宽袍长袖，长裙高履，但裤褶服式仍在下层人民中间流行。
唐代妇女的服饰富丽绚烂，前后多有变化，但基本的服装有裙、襦、衫、帔几种样式。唐初女装因隋之旧，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下身着曳地长裙，足登弓履或高头履，即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的样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妇女思想的解放，唐代女装的形制趋向暴露和开放。唐代妇女的发形十分繁多，以梳高髻为美，发式有云髻、螺髻、反绾髻、半翻髻、三角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乌蛮髻等。面部化妆也非常繁复，化妆顺序大致为敷铅粉、抹胭脂、涂鸦黄、画黛眉、点口脂、描面魇、贴花钿等，其中眉式即有鸳鸯、小山、五岳、三峰、垂珠、月梭等十数种。
唐代饮食比前代更加丰富多样，主食以麦、粟、稻为主，间以多种杂粮。小麦面食是最主要的食品，无论贵贱皆食之，以饼类形样最多，有汤饼、胡饼、蒸饼、煎饼、凡当饼、红绫馅饼、赍字五色饼等。镘头也已会制作，称为钉坐、饾饤或曼头，多为祭祀所设。主食中还有饣乇(即烧饼)、寒具(即馓子)、馄饨等。副食以葱、韭、蒜、姜、菠菜、竹笋、杏、梨、枣、瓜、葡萄等蔬果为主。肉食也很常见，尤其是富贵之家，以牛、羊、猪、鸡为主，动物的下水、腑脏也开始被烹制成各种美味。蛤蜊、鳜鱼、虾、蟹等鱼类产品也都进入饮食之列。调味佐料则有盐、醋、酱、胡椒、蔗糖等。
酒已成为唐人生活中的必需品，饮酒之风甚盛。全国各地名酒甚多，仅京师长安一带就有西市腔、郎官清、阿婆清、新丰酒、仇家酒、户县酒等。城乡各地酒店、旗亭众多，酿酒沽酒生意红火，在京师长安还有胡姬所开酒店，专卖胡酒，成为文人雅游饮宴之所。
茶成为唐人须臾不可离之之物，自开元初年，饮茶之风风靡全国，各地茶肆林立，煎茶卖之，茶道大行。陆羽所撰《茶经》，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茶道的著作。茶叶成为进贡、赏赐、馈赠的佳品。品茶、斗茶成为士人的雅好。“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劳动人民也已离不开茶。
唐代饮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胡食盛行，尤其是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3]，成为一时风尚。前述胡饼即是一种胡食，这是唐代民族融合的结果。
唐代的居住条件因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差异颇大。皇帝所居宫室最为豪华。唐初，长安的太极宫是皇帝议政和居住之地，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承香殿五座大殿。自贞观八年(634年)始，唐太宗以为其父李渊清暑为名，于太极宫以东营建新的宫室，初名永安宫，后易名大明宫。龙朔二年(662年)，高宗李治身患风痹，恶太极宫“湫湿”，对大明宫大加修造，并将政治中心移于此。大明宫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玄武殿为中轴线，左右两侧各建有若干配殿，气势磅礴。玄宗即位后，又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兴庆宫，把宫殿和园林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宫殿楼阁有兴庆殿、大同殿、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沉香亭等。至此，唐代诸帝在京城内兴建了三个宫殿区，时称“三大内”。武则天迁都洛阳后，也大兴土木，修建了三阳宫、兴泰宫及明堂、天堂等。此外，唐代还兴建了九成宫、玉华宫、翠微宫等许多离宫别馆。
唐代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的私人住宅有着形式和规模上的规定限制：即王公之居，不施重木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但皇室宗亲及高官权臣多越制造宅，竞为奢侈。安史之乱后，一度大兴“木妖”之风，将军马造一座中堂，即花费二十余万。相比之下，一般庶民百姓无力购买砖瓦，多以茅屋为居，时有火灾发生，常有屋漏之苦。
唐代交通十分发达，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以及由大运河和南方水乡构成的水路交通网四通八达，同时，驿站制度健全，陆有陆驿，水有水驿，陆驿有车马，水驿有舟船，为公私行旅和商贾往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唐代养马业经历了一个由衰而盛的过程，开元盛时，不仅政府拥有许多官马，民间私马数量也相当可观，马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但车乘方面的尊卑贵贱十分明显，皇帝有供服乘之用的五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及耕根车、安车、四望车，还有供仪仗之用的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辟恶车等十二属车。皇后有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六等。皇太子和王公大臣也各有车乘。民间马车则主要用于运输物资。
马车而外，牛车、驴车的使用也比较普遍。肩舁和檐子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肩舁又称肩舆、软舆、软舁等，檐子也叫竹舆、兜笼，均要以肩抬扛。
婚丧礼俗
针对隋末战乱之后户口稀少，经济萧条的状况，为增殖人口，发展经济，唐政府制定了早婚早育的婚姻政策。贞观初年，唐太宗颁布《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皆得婚娶。开元中又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为婚姻界限。
唐代婚礼所须遵守的仪节很多，一般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种，称为“六礼”。纳采是男方托人送礼品于女家，表示愿意和女家结亲。问名是男女双方交换正式年庚，其中包括生辰八字及各自三代及主婚人的姓名、荣衔、里居等，俗称小定。纳吉是男方送订婚礼物于女方，主要是女子本人所用的衣饰。纳征是男方将论婚时所定的财帛钱币送与女家，又有纳币、下财、大聘等称呼。请期是男方将拟定的婚期写在帖上，并备上礼物送与女家，若礼物收下，则表示同意婚期，若不收，则须另择吉日。亲迎是新郎亲率鼓乐、仪仗、彩舆等，迎娶新娘以归。婚姻在总体上表现出奢侈铺张的特点。
唐代婚姻大多仍须经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但男女双方并非唯命是从，任人摆布，而是有着一定的自主挑选。受六朝遗风影响，注重门第仍是唐代婚姻的重要观念，讲究门当户对。同时，在社会开放的大环境下，贞节观念比较淡簿，离婚再嫁比较平常，一些妇女至有三嫁、四嫁者，他如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新欢者也不乏其人。
唐代盛行厚葬之风，且愈煽愈烈，上自皇室王公、百官勋臣，下至闾阎百姓，无不如此。唐代丧制仍遵古礼，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纟思麻五种，称为五服。斩衰在五服中最重，衣服是最粗的麻布制成，不修剪边沿，使断处外露。凡儿子及未嫁女为父，妻为夫，重孙为祖父，均须服斩衰，服期三年。齐衰之服用粗麻布制做，边沿修剪整齐。凡曾祖父母和高祖父母死，均服齐衰，服期五至三月不等。大功之服用熟麻布做成。凡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姊妹及已嫁女为伯叔父母、兄弟等，均服大功，服期九月。小功之服亦用熟麻布制成，较大功为细。凡为同宗的曾祖父母、伯叔父母、堂伯叔父母等均服之，服期五个月。纟思麻在五服中最轻，用细麻布制成。凡为本宗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等均服之，服期为三个月。在服丧期内，不得释服举乐，并须辞去一切官私事务，每日举哀哭泣。但若公务急需，亦可提前终止服丧，赴官视事，时称“起复”、“夺情”。
唐代丧礼往往不即发丧，而是死后入殓，停柩待葬一段时间，主要是等待亲属奔丧和朋友吊唁。待葬时间长短不一，有数日、数月甚或数年的。吊唁时须穿白衫，亲属则视亲疏而服五服，祭祀时则多烧纸钱。入葬前，还要占卜葬地吉凶，察看坟地风向水流的形势，谓之择吉地，相关葬书多达一百二十多种。在当时的吐蕃、回纥、突厥等少数族政权地区，还有殉葬、火葬、天葬之俗。
文体娱乐
唐代高度繁荣的封建经济，以及民族融合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唐人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戏剧。乐舞而外，唐代戏剧有了很大发展。最著名的三大歌舞戏是大面、拔头和踏摇娘。它们以故事情节为主，由演员扮演人物，以歌唱、科白和表情动作表演。流行的剧目有《兰陵王》、《神白马》、《凤归云》、《苏莫遮》等。其它剧种还有参军戏、傀儡戏等。参军戏是以科白为主、间有歌舞的话剧，由演员二人表演，一名参军，一名苍鹘，表演时一机智，一愚鲁，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傀儡戏又称魁垒子，即木偶戏。这种剧种在城乡各地经常上演，深为广大人民喜爱。
杂技。唐代杂技总称百戏，按形式和技巧的不同可分为拟兽技、驯兽技、绳技、竿技、呈力技、丸剑技、倒立技、幻术等。拟兽技以扮演动物作舞为主，如舞龙、舞狮等。驯兽技以驯练动物作舞为主，如舞马、舞象、驯猴等，唐玄宗时即有舞马四百蹄，每年中秋节，舞于勤政务本楼下。绳技即走绳，表演者在一根平直的拉在空中的绳上表演各种惊险动作。竿技又分顶竿和爬竿两种，为传统项目，以表演力量、平衡和空中技巧为主。呈力技以展示力大为表演特色，有扛鼎、举重等。丸剑技以表演弄丸、跳剑为主，技高者可手接四剑，脚受五丸。倒立技为柔术和硬气功表演。幻术有吞刀、吐火、燕奴等。
球类运动。有击鞠、蹴鞠、踏球等，其中以击鞠最为盛行。击鞠又称击球、打球，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体育运动。击鞠最初由吐蕃传入[4]。其打法是在宽广平整的球场上，参加者分为两队进行比赛，球场上设有球门，出场者一人骑一马，手持一杖，共争一球，以入门为得筹，以得筹多少定赢输[5]。唐代的宫廷、京都及各大城市均建有马球场，君臣士庶嗜之若狂，许多妇女也参加了进来，马球运动高潮迭起，历久不衰。蹴鞠亦称踏鞠，是古代的足球运动，在唐代已达到相当水平，除两队角逐以分胜负的比赛形式外，还有单人表演赛、两人对踢赛等，也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棋类活动。有围棋、象棋、弹棋等，当时总称为“棋戏”，其中以围棋最盛。唐前期围棋盘为17道289子，中唐以后发展为19道361子，大大增加了围棋变化的余地，与现代围棋完全吻合[6]。象棋源于先秦时期，在唐代仍处于演变之中，不如围棋流行，但围棋、象棋均以比赛智力为主。弹棋在汉魏期间开始流行，主要靠技巧取胜，有一定的比赛规则，有类于现代的康乐棋、台球游戏。
唐代十分流行的体育活动还有拔河、角抵、荡秋千、射箭、划船等。唐时称拔河为/拔河戏”，规模很大，比赛时群噪歌谣，声振远近。角抵又称角力、相扑，即今之摔跤。玄宗时每赐宴均设角抵观赏，热闹非凡。秋千，又称彩索、彩绳，尤为妇女、儿童所喜爱。杜甫诗“万里秋千习俗同”，反映了荡秋千的盛行。
节日风俗
唐代节日众多，活动丰富，气氛热烈，将唐人的社会生活点缀得绚丽多姿。
除夕与元旦。除夕是每年的最后一天。元旦是每年的最初一天，即正月一日，又称为元日、正日、元正等。一为岁末，一为岁首，颇受唐人重视。在唐代，除夕之夜与元旦之晨是连袂齐过的，形成了“守岁”的习俗，即人们从除夕之夜一直欢乐到元旦天明，通霄达旦，彻夜不停。此时，千家万户合家团聚，大设酒席，同时进行歌舞娱乐，还焚烧纸钱，祭祀祖先，并燃放爆竹，辟鬼去邪。当时燃放爆竹是将干竹子放在火上爆烧，使之清脆作响，故亦称为爆竿。
上元节。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后世称为元宵节。因上元之夜以观灯为主，故亦称为灯节。上元之夜以京师长安最为精彩，各种彩灯争奇斗艳，观灯的人们倾城而出，前呼后拥，人声鼎沸，场面热烈。玄宗时为宣扬其太平盛世，特改上元节为三个晚上，从正月十四夜起，一连三夜狂欢不止。上元节时，还举行大量歌舞活动，以踏歌为盛，人们成群结队，手挽着手，踏地为节，边歌边舞，欢乐热闹的气氛，使人如醉似痴。
寒食节与清明节。夏历冬至后一百零五天为寒食节，禁火三日，只能吃冷食，故又称“冷节”。寒食节后两日为清明节。由于前后紧连，唐人常将两个节日合在一起过。节日里除冷食外，上坟扫墓已成风俗，扫墓归来，要戴柳簪发，谓“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节日里还开展多项体育活动，如击鞠、荡秋千、斗鸡等。
上巳节。夏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人们除了修禊，主要是寻春郊游，进行“踏青”活动。修禊是人们在节日里纷纷来到江渚池沼的水边，以春水洗涤污垢，以除病去疾，驱邪避怪，并戏水嬉戏，游玩取乐。踏青是人们相携来至郊外，寻春赏花，宴饮会友，或促膝谈心，或清歌吟唱，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明媚春光。
端午节。夏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亦称端阳节、端五节、重五节。节日里，人们除吃粽子、饮雄黄酒、系彩丝、挂香囊外，还举行龙舟竞渡表演和斗百草活动。龙舟竞渡尤盛于南方水乡，比赛时水上万舟齐发，水浪翻腾，舟子奋力划船，观众齐声呐喊，声振天地，精彩热烈。斗百草是比赛谁的花草种类多、品种奇。
七夕节。夏历七月七日为七夕节，是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七夕之夜，人们摆设花果酒脯之类的祭品，轻奏琴弦，对天乞祈。妇女们则以穿针引线的方式向织女乞巧，希望有一双像织女那样的巧手。唐人林杰《乞巧》诗云：“七夕今宵看碧霄，牵手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7]
中秋节。夏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唐人于此夜有赏月习俗，尤其被文人学士所热衷。白居易有诗曰：“人道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赏意如何。”赏月时还多兼备酒宴和管弦，对月饮酒酬合，有情有趣，格调清雅。
重阳节。夏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节日里人们举行登高活动，饮菊花酒，佩茱萸袋，还赋诗兴致，寄托情怀。登高是重阳节的主要活动，向高处攀登者即为登高，以登山为主，兼之登城、登台、登塔、登楼等等。人们往往借此言情咏志，内容健康高雅。
花细是什么装饰品
花钿是古时妇女脸上的一种花饰
花钿有红、绿、黄三种颜色，以红色为最多，以金、银制成花形，蔽于发上，是唐代比较流行的一种首饰。花钿的形状除梅花状外，还有各式小鸟、小鱼、小鸭等，十分美妙新颖。
花钿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秦汉相继沿用。南朝时寿阳公主发明梅花妆，唐朝时因上官婉儿而再度兴起，并达到鼎盛。五代十国继续盛行，直至宋元时期走向消亡。
论唐代服饰文化的特点与成因
唐代汉族服饰丰富而华丽, 特别是对外来衣冠服饰的广为吸收, 使得唐代汉族服饰呈现出交流融合的多民族性特色。唐代经济的发达, 激发唐朝时期面魇和花细是什么意思了多样的社会思潮, 加之唐人积极对外交流以及统治者并蓄古今、博采中外的宽大胸怀, 共同塑造了其多民族性的服饰文化特点。唐代汉族服饰以本土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性, 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传统与民间并用的手法, 值得现代中国时装设计师借鉴。
众所周知,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 唐代是其中最鼎盛的一个时代。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分裂混乱状态, 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唐代经济的繁荣, 文化的丰富和艺术的灿烂, 写就了中国古代封建文化最辉煌夺目的篇章。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古今中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 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中国古代服装史上, 唐代汉族服饰也呈现出交流融合的多民族性。这种多民族性是汉族人民与唐朝时期面魇和花细是什么意思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和其唐朝时期面魇和花细是什么意思他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的结果, 同时也呈现出其发展演变的多方面成因及特点。
一、经济富庶和强大国力的背景依托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上看是相当富足而强大的, 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少数几个文明昌盛的大帝国。唐代有丝绸之路的繁荣商贸做后盾, 其封建经济也达到了前朝无法企及的发达程度。一方面, 在国内传统经济的发展方面, 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 唐代上至皇亲国戚, 下至贩夫走卒, 对于新兴的城市经济表现出相当的接纳和认同。商贸业、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 对外贸易发达, 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 一派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
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商业的繁荣, 尤其是手工业中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高度发达, 印染技术的发展, 都为唐代服饰文化的繁荣在客观上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带来了服饰的奢华、开放与多民族性, 这是中国古代服装史上的高峰。难怪现代经济学家爱将女人衣裙的长短与开放程度同经济的繁荣或低迷联系在一起, 从丰富的唐代出土史料中可以看出唐代妇女服饰华丽, 仪态丰美, 妆饰奇异纷繁, 形制开放且融合了异域民族特色。在唐代妇女三种典型服饰之一的襦裙服中, 裙幅之丰, 有“裙拖六幅湘江水”、“东邻起样裙腰阔, 剩蹙黄金线几条” 等诗句为证。
妇女衣裙的颜色也绚丽多彩, “金缕鸳鸯满绛裙”、“眉黛夺得萱草色, 红裙妒杀石榴花”, “藕丝衫子柳花裙”、 “折腰多舞郁金裙” 等诗句表现出紫、红、绿、黄妇女衣裙的争奇斗艳。
不仅如此, 其服饰开放程度也令今人瞠目, 出现了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袒胸露臂形象。例如, 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中, 梳高髻、半露酥胸、肩披红帛, 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着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 即是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 行即裙裾扫落梅” 的“以露为美的开放的社会审美风尚”的生动塑造。另外, 流行于南北朝及唐代中原地区的短襦式样, 是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这种窄袖紧身的短孺不仅有利于做事, 还能表现女子婀娜的体型, 因此备受年轻女子的喜爱。而与襦裙服相搭配的妇女外出时常佩戴的幂缡, 本是胡羌民族实用性的服饰, 因西北多风沙, 故用此来遮蔽风沙侵袭, 但传到内地, 与儒家经典《礼•内侧》的“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封建意识相结合, 转变成防范路人窥视妇人面容为主的功用。显然, 这种奢华、开放、多民族性的服饰风范是同国力的强大, 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如果说, 在战乱频繁的时代, 人们无暇顾及服饰的式样变化, 那么唐代在物质丰富、生活富足以及强大国力的背景依托下, 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和精力来注重服饰的精致和变化, 中国服饰的对外交流走入了一个新天地。儒家思想被外族文化冲淡, 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款式, 在跨越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进行传播和发展, 呈现出空前灿烂的景象。
二、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的催生结果
服饰流行的社会基础除取决于社会高度文明之外, 还会受到社会思潮的直接影响。因为服饰是社会气候的晴雨表, “是时代风貌的镜子, 服饰的变迁直接反映出流行于那个时代的文艺思潮和当时人们的处世哲学”。
自唐建立以来, 高祖、太宗以儒学为主, 高宗薄于儒术而归心于佛道, 武皇以佛教治国, 玄宗时则道教大炽等, 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新格局, 人们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突破传统儒家的桎梏, 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文化思潮的多元化, 带来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唐代的文明包容了许多前朝不敢想、后代不敢为的活跃思想和社会氛围。正如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说: 唐人“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 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 打破框框, 突破传统正是当时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 沉浸在“个人、民族、阶级、国家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和社会氛围”之中。
鲁迅则认为唐人的创新“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而英国学者韦尔斯在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 “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 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 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唐文化特有的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 造就了唐代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在中国封建社会记载中, 唐代成为我国历朝人性最解放的时期之一,整个社会的气氛和思潮也宽松了许多, 为唐代汉族服饰艺术的多民族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 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唐代这种思想环境上的宽松局面, 使人们在思想上无禁区, 创作上无约束, 眼界放开, 自由驰骋, 从而促进了服饰艺术上的百花齐放, 促使汉民族对异域民族服饰流派和风格广为借鉴, 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服饰文化气象。“大文化背景决定服饰社会效应的去向和水准, 然后自然而然地贯穿到人们的着装意识和着装行为中, 从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服饰社会性的内因”。唐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活跃、打破传统、世风开放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为背景, 才有了“慢束罗裙半露胸”、“绮罗纤缕见肌肤” 的大胆服饰, 有了不受世俗束缚、体现女权的女着男装, 有了突破传统、百花齐放的民族风热潮———胡服的盛行, 更有了白居易描述的“时世妆”, 这些别出心裁的装扮既源自“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 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 打破框框, 突破传统”追求新奇、崇尚异样的心理,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三、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作用
唐代国力繁盛、思想活跃开放, 同时更加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唐代的首都, 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也是世界著名的都会, 汇集着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 曾经有300 多个。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 有物质文化的交流, 也有精神文化的交流。物质方面如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瓷器等的输出, 冶铁、丝织技术的西传以及西域各国毛皮、瓜果等优良品种, 还有香药、玻璃等的传入。精神方面的文化交流在唐代也相当活跃, 特别是国外宗教和艺术的传入, 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 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有考古资料证明: 在新疆地区有罗马、波斯艺术东传的遗迹, 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联珠对鸟、联珠对兽等织锦, 不仅受到波斯织法的影响, 图案风格也与波斯萨珊王朝相似, 流露出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痕迹, 这也促使唐代汉族服饰朝多民族性方向发展。
广泛的对外交往促进了民族融合。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服饰文化多民族性发展的过程。“异族同胞的亲密往来, 无疑促进了服饰的更新与发展”, 异族风情的服饰, 影响了唐代汉族服饰的形象。唐代汉族服饰文化多民族性的特点诠释了和平时期各民族之间服饰文化的广泛交流, 对外来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广为吸收使得唐代汉族服饰更具时代特色。
服饰艺术离开了对内对外的传播和交流, 恐怕很难有所发展和创新, 其艺术化、审美化的进步也就无法实现。一般而言, 服饰艺术的交流大多从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地域的人群之间展开。初唐到盛唐间, 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 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纥等与中原交往频繁, 使得“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 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宗教。“胡酒”、“胡帽”、“胡服”、“胡乐”、“胡舞” ⋯⋯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当时胡风之盛, 从诗中的描述可见其一斑。
元稹在《法曲》中描述: “自从胡骑起烟尘, 毛毳腥 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 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 五十年来竟纷泊。” 唐人在学习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成分在内的一种装束的同时, 服饰观念也达到了中国古代最为解放的程度, 使唐代汉族妇女耳目一新。
一股狂风般的胡服热席卷中原, 饰品也颇具异族色彩, 其影响已渗透于汉族服饰之中。服饰在民族交往中所处的地位醒目且又深蕴。所起到的传播作用及由此而造成的立体效应与物化结果, 正可以说明这一点。服饰艺术的内外交流可以说是促进其发展的一种动力。唐代汉族服饰正是基于此因, 在原有式样的基础上, 融合了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民族的服饰文化, 颇具大胆创新, 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性色彩。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交流, 汉族服饰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影响而有所改变, 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服饰和穿着方式。例如, 圆领袍衫是隋唐时期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着的服饰。从大量唐代遗存画迹来看, 圆领袍衫明显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与胡服相配的蹀躞带也是鲜卑装的特色之一。再如, 唐前期受到高昌、回纥文化的影响, 妇女多带尖锥形“浑脱帽”, 穿翻领小袖长袍, 领袖间用锦绣缘饰,钿镂带, 下着条纹毛织物小口 , 脚穿软锦透空靴。从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宫女的装扮即可见一斑。而西安、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女俑, 多用面魇装饰法, 通常是胭脂点染, 也有像花钿一样,用金箔等粘贴而成。到中唐以后, 这种“胡服”风降温, 女子装束受到吐蕃影响较大, 重点在于头部发式和面部化妆, 如蛮鬟椎髻, 八字低颦,赭黄涂脸, 乌膏注唇的“囚装”、“啼装”、“泪装”等皆属此类, 衣着方面因尚宽博反而体现不出鲜明的胡服特征, 但同样在不断吸收唐朝时期面魇和花细是什么意思他民族的精华。
四、统治阶级对异族服饰文化包容态度的体现
在古代和近代服饰流行中, 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流向就是皇族、贵族为流行源, 向下进行逸散。因为, “服装总是从高文化集团向低文化集团传播, 而且, 集团实力的优劣比文化高低对服饰的传播往往更具有影响性”,这就是在服饰文化传播中的优势支配规律。皇族和贵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丰厚的物力和人力资源, 他们有能力去为服饰的新颖而绞尽脑汁。服饰文化集团实力优势对唐代汉族服饰文化的多民族性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身处其中的宫廷和上层社会妇女即贵族女性, 作为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掀起了一场兼容并蓄、广采博收的服饰美学革命,从而达到服饰文化上空前的高峰期。唐人因经济富足, 有能力消费奢靡和奇异的服饰, 而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带来的外来服饰消费品, 也总是最先成为唐代高门大户所追求的东西。当帝王皇族带头, 豪绅阔户纷纷效仿, 则庶民百姓就会将其作为服饰理想, 去努力追求。元稹描述了唐人千方百计对包括服饰在内的许多外来物品搜奇猎异的情形: “求珠驾沧海, 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鹰。炎州布火烷, 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 奚童眉眼明。”而唐代统治阶级因胡汉相混的血统而带来的开明, 使得中华民族的眼界格外开阔, 气度格外恢宏。李渊的“胡越一家, 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 朕独爱之如一”。这种气魄、襟怀, 无疑有利于敞开大门吸收外来服饰文化。我国唐代汉族服饰的多民族性更多的是从少数民族向汉族的传播。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 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 迸发出勃勃生机, 使得唐代汉族服饰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热烈、奔放的时代气质。
恰恰由于唐代国力强大, 中国官僚阶层系统的运作机制日渐完备, 思想开放, 无所畏惧地引进和吸收各国文化, 表现出唐代统治阶级的博大胸怀和自信心。正是胡族习俗、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唐代本土传统相互交流影响, 造就了唐统治者兼容并包、平等开放的社会心理, 使人民自我认同感加强,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唐统治者这种吸纳百川、对外开放的积极心态, 成功地促进了民族之间亲近融洽的文化氛围, 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 因而“浑脱帽”、“时世妆”等得以流行, 将唐代汉族的多民族服饰艺术体现得华丽而丰富, 引发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
五、结 语
唐代汉族服饰的多民族性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风尚和审美心理。唐代由于经济的发达, 宽松的社会环境, 积极的对外交流以及并蓄古今、博采中外的宽大胸怀, 创造了繁荣富丽、博大自由的服饰文化, 其服饰文化不仅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并为我所用, 而且有不少服饰对外民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而成为世界服装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强调的是, 唐代汉族服饰在汲取外来文化之时, 始终没有放弃、否定、怀疑固有的文化, 相反, 本土文化始终是唐代文化的基础与核心, 能动的选择与改造外来文化的精英, 创造出具有多民族风格的开放性服饰文化。唐人这种一手伸向传统, 一手伸向民间的作法, 于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值得现代中国时装设计师去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