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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航线
广州
广州古称番禺，自秦汉起，得山海之利，地控珠江三江入海，海陆相交的地缘地理条件，使广州成为岭南乃至两广地区两千年来的地缘中心。地缘中心的地位以及鲜明的海洋属性，让作为中国的“南大门”的广州成为印度洋地区及南海等国家商船到达中国贸易必先到的港口，所以 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的定期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古称“广州通海夷道” 。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明清两代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重要的港口，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可以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
广州港的兴起除了地缘地理优势外，同时官方也积极主动经营对外贸易，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因此广州港的海外交通一直很兴盛。秦始皇统一岭南时的广州已经成为了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的集散地，在广州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里，便有一捆非洲象牙和一件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银盒。”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为珠江“大舶参天”和“万舶争先”壮观景象而赋诗曰：“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宋末至元代时期，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
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海上丝绸大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之多的外国商船和商品来广州进行贸易，使珠江之滨的广州呈现出一派外贸繁荣的景象。英国人威廉・希克为之惊奇，而发出了广州珠江的商船可以与伦敦泰晤士河相媲美的感叹：“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着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至1978年，这段特殊的时期，广州很难发挥出大港口的历史优势。1978年后，广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历史优势和渊源，广交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招商的大舞台。随着航运业的大船化趋势对深水港的要求，广州港也由河港转为海港，主力港由黄埔港移至珠江口几何中心的南沙深水港 。
泉州
泉州，西方称之外号“刺桐”（zaitun），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峰期（12-14世纪），也是古代中国在中外贸易中居主导地位的时期，泉州作为东西洋间国际贸易网的东方支撑点，占有重要独特的历史地位，是当时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哥伦布致志寻找东方新航路，在意外发现美洲时还认为终于到了泉州。
宋元之交，主掌泉州港的蒲寿庚及其所代表的地方投降政治势力叛宋降元，献城献海船交于元军进攻残余宋军，加速灭宋于广东崖山。蒲寿庚的主动变节 叛宋降元众所不齿，却在客观上使泉州港免于战火，保持繁荣。之后蒲氏又促使元廷加封妈祖为天妃，成为新的泉州海神，之后成为全国性的海神。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主港仍是泉州，但元朝民族等级残酷，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为最低等，这便使得泉州港的实际权益落入色目人阿拉伯人手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元后期，中央朝廷的权力斗争波及到这利益攸关的第一大港，导致长达十年的亦思法杭兵乱，泉州港受到重创。
明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市舶司移设福州，标志着泉州港四百年的外贸港地位的终结。清代，在因郑成功反清复明战争和海禁迁界的影响下，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港口的繁华已烟消云散。大批民众为了生计开始背井离乡，下南洋过台湾，造就泉州今日中国第一侨乡和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港繁华落尽，衰落到默默无名不为人知，以致西方学者在整个19世纪都在争论那个曾经在12-14世纪无比繁荣为西方所津津乐道的zaitun（刺桐）究竟在哪里。直到1918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问世，zaitun即泉州才成定论。桑氏总结这场国际性争论：“zaitun为中国中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1926年中外学者联袂来泉州考古调查，文物遗迹琳琅满目，外来宗教石刻随处可见，实证了zaitun即泉州。几百年衰落意外使得当年泉州港的历史遗迹得到较好封存，而其他城市当年遗存基已消亡。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丝考察队来泉州后为众多遗迹尚存感叹认可，遂定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2007年轰动一时整体打捞，始发泉州沉没于广东阳江的“南海一号”南宋沉船再次验证了当年泉州港的繁荣。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如今的泉州、厦门、金门、钓鱼岛、澎湖及台湾。 古泉州港有“四湾十六港”之称。“四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湄洲湾，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从而组成了这个著名的海丝名港。
宁波
宁波，古称明州。位于中国南北海运航线的终端，通江达海，辐射内陆。浙东运河将宁波与钱塘江连接起来，隋朝开通大运河后，浙东运河又成为大运河的自然延伸段，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南北水运动脉，宁波则成为大运河出海口。通过钱塘江、长江、大运河等众多水系，使宁波港的辐射力拓展到众多内陆省份。 宁波的海外交通始于东汉晚期。这一时期，舶来品和印度佛教已通过海路传至宁波地区。唐长庆元年（821）明州迁治三江口后，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场，修杭甬运河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明州成为中国港口与造船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跻身于四大名港之列。日本遣唐使先后四次在明州登陆入唐。明州商团崛起，越窑青瓷远销世界各地。中国的东海航线主要由宁波进出港。
宋元时期明州港是中国三大国际贸易港之一。北宋淳化二年（991）始设市舶司，成为中国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同时也始通东南亚诸国。两次受旨打造“神舟”，造船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明代海禁，宁波港衰落，但宁波港仍是中日官方勘合贸易的唯一登陆港，明海禁导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 私性质的私商贸易，而宁波双屿港一度是浙江乃至江南最大的私商港。清代设在宁波的浙海关是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之一。
南京
公元3—6世纪，六朝政权为了建立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友好往来，形成了以建康为起点的东海航线，这为拓展和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六朝政权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外国交往主要通过海路进行，建康都城成为各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主要城市。佛教经义乃至佛寺建筑就是在此时从建康传入百济（韩国）和倭国（日本）。
15世纪，明朝郑和下西洋使南京成为郑和下西洋造船基地和始发港，见证了海上丝路最后的辉煌。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汇集地。永乐皇帝为表彰其出使西洋修建的天妃宫、静海寺以及为下西洋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龙江宝船厂等历史遗存见证这一航海壮举。
福州
福州(港)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泊地之一，肇始和奠定了对外商贸格局，推动繁荣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中期至五代时期，不仅发挥着中外经济贸易通道的历史作用，还促进了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就佛教文化交流来讲，唐末五代主闽的统治阶层十分推崇佛教，寺院及僧侣数量居全国前列，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佛寺(如雪峰寺等)与高僧(神晏、师备、长庆慧稜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时期，福建与印度、朝鲜、日本等国在佛教文化上交流频繁，主要表现为许多外国僧人来到福州学习交流佛法。《三山志》卷38“怀安县安国寺”记载，“光化初，僧师备自雪峰来居焉，馆徒常千人，高丽、日本诸僧亦有至者”。《十国春秋》卷99记载：“西天国有声明三藏至，太祖请备(名僧师备)辨验。备以铁火箸击铜炉，问是何声？三藏曰：铜铁声。备曰：大王莫受外国人谩也。三藏无对”。《五灯会元》卷7记载龙华灵照禅师，“高丽人也，萍游闽越，升雪峰之堂”；卷8记载长庆慧稜法师名下有一位“新罗国龟山和尚”。此外，史籍记载的还有来自三佛齐的三位僧人，“三佛祖师者，一刘氏，交趾人，一杨氏，南华人……因同诣雪峰义存，求证上道”，义存法师为三人落发讲道。
扬州
从空间地理上来讲，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是大运河。大运河因为其在中国水陆交通网络中的关键地位，长时间成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扬州则借其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的独特位置和大运河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兼得江、河、海运之便，隋代扬州就确立了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唐朝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崛起，扬州成为唐朝吞吐四海，沟通宇内主要窗口。宋、元时期，扬州仍然起着纽带作用。扬州是漕运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8世纪中期商业经济地位跃居全国首位。
漳州
明朝海禁，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泉州港作为宋元两朝官方大港，受到严格管控压制。走私只能在沿海小港口进行，官府虽明言海禁但在地方官府利益驱使之下控制不力，往往采取纵容政策，最后私商贸易逐渐集中到漳州月港。
月港，在漳州城东南20公里，北距泉州城80公里，月港是属于内河港，港道不深，它的港道从海澄港口起，沿南港顺流而东，要经海门岛才到九龙江口的圭屿，再经今天的厦门岛方可出海。正因为月港港道水浅，大型舶船不能靠岸等等自然条件不优越却非常便于将“开放”控制在能够由官府掌控，管理，盘查情况下，月港很快一举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私商港口。在西方商业扩张势力东进于浯屿时，内地私商可以通过月港到近海的西方商业据点去交易。
1567年隆庆元年，明朝廷迫于内外压力，解除海禁开放月港，“准贩东西洋”，月港终于得到正名，迎来中国海外贸易的月港时代。月港从兴起到繁荣昌盛近200年。月港时代正逢西欧大航海后的扩张时期，它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菲律宾）为中转，与西班牙荷兰等西欧扩张势力相互贸易，在中国外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月港开洋不久遇到朝代更替，郑成功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争战几十年，不仅战火殃及月港。同时清廷为扼制郑氏，在沿海实行迁界，繁华的月港航运商贸一时萧条。禁海、迁界，使月港完全衰落而一蹶不振。而郑成功占据厦门时，厉行“以商养军”大力发展海运，厦门港遂兴起，地处其后方本来就以厦门为出海必经地的月港，其作用渐被厦门所取代。清康熙1684年在厦门设海关，正式取代了月港的海外贸易地位，内河、近海的水运中心也向漳州府靠拢而移至（龙海）石码港。
蓬莱
蓬莱（登州）唐代以前为天然良港，宋庆历二年（1042）设“刀鱼寨”，明洪武九年（1376）建蓬莱水城，水城内的蓬莱阁在此期间也逐步扩建继而名声大振，蓬莱水城及蓬莱阁作为一个整体完整体现了古代登州港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蓬莱（登州）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东北亚交流的纽带，受到历朝历代政府的重视。据现有可查阅资料表明，历朝历代朝、日使节共有65次在登州登陆的记录。唐宋时，在此设立“新罗馆”、“高丽馆”专门接待水路来朝的使节。
连云港
连云港古称海州，西元前219至西元前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等数千，于琅琊郡古朐港东渡日本，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首次航海。
隋唐以后，海州成为大唐帝国和新罗、日本交往的重要城市。大量来往于海上贸易的新罗人在今连云港的宿城设立了新罗所与新罗村，连云港成为当时繁忙的海上运输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清朝统一台湾之后，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与广州、漳州、宁波、四地，于康熙二十三年被指定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称为“四口通商”。
徐闻
徐闻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发祥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派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港出海，经过日南郡（今越南）沿海岸线西行，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随船带去的主要有丝绸和黄金等物。这些丝绸再通过印度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记载，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从中国高州合浦郡徐闻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期已开辟”，那时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是番禺（今广州），船舶出发点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在徐闻发现“万岁瓦当”，非皇家建筑不能擅用可知汉时派驻徐闻官员级别之高。雷州半岛地区一直是海丝之路的重要节点。 （注：西汉时，徐闻和申遗城市中的北海同属合浦郡，郡治一度位于徐闻。后世由于政策区划变迁，分属广东湛江和广西北海管辖。）
北海
北海（合浦）对外开放历史源远流长。北海（合浦）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合浦郡，是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北海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了中外通商往来的重要门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主要是前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南海航线主要是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宋朝之前东海航线主要由宁波 进出港，南海航线则主要由广州 进出港。
南海航线
（一）阿拉伯主导期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阿拉伯是最关键的缔造者。
丝绸之路的西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或西欧。罗马帝国和汉朝之间也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之间的往来，全通过阿拉伯等中间商进行交易，西欧人想要获得中国丝绸瓷器都要通过阿拉伯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
中国史书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国，在古老的七海航路上所有港口城市，基本上都有阿拉伯商人。从地中海到中国南海，整个旧世界已知的海域内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船，大唐称这些远来海船为“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狮子舶”或“婆罗舶”，最常见的统称为“波斯舶”。宋朝中期之前，中国商人或僧侣出洋，乘的大都是“番舶”，直到宋中后期中国航海业超过阿拉伯世界才改变。
阿拉伯商人跨越辽阔的内陆和海洋，在亚非欧三大洲之间运送货物。即使是后来大航海的欧洲人，他们的航海技术以及船只上配备的六分仪、罗盘，大多也是出自阿拉伯人。在大洋上航行需要知道的航行的方向与船只的位置。这就需要中国的指南针和阿拉伯人的纬度航行技术。中国靠指南针和地貌、水深等航海，属于地文航行；阿拉伯人靠观测星星进行航行属于天文航行，在海丝之路与阿拉伯人长期接触后，取长补短， 后来中国的航海就是观测天象与看指南针结合了。
（二）中国主导期
宋朝中期前，朝廷对华商出洋并不鼓励，甚至一度禁华商下海，属被动型国际贸易，此时在广阔的海洋世界，仍是阿拉伯商人们掌控着优势。之后宋朝廷出于贸易营收依赖等原因开始支持鼓励，国家和商业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国海商成功地参与到被阿拉伯垄断的海洋贸易中，并超过他们，在此后几百多年的时间里，开创出一个中国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并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对于中国宋元时期的世界图景是这样描述的：“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宋元时期，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宋元时代的欧亚大陆展开了前未所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海洋四通八达，技术与市场、原料与商品、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思想与艺术彼此交流、相互影响，从东北亚的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全球化”的活跃海丝贸易网络，商船扬帆万里，回首中中国陆，是庞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供应基地，这些深受国外客商欢迎的产品，经过车马、舟船、手挑、肩扛，汇聚到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然后再装上大船运往海外……与此同时，发生在宋朝庞大经济体内部的商业革命则十分有力支撑宋朝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阶段最富有的朝代――南宋城市化率，科技商业都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峰。
（三）蒙元主导期
到蒙元兴起，元朝辽阔的版图第一次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接壤，第一次使欧洲人穿过阿拉伯人的帷幕与中国人直接交往贸易。海路陆路全畅通，马可·波罗从陆路来海路回，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蒙元在中国实行民族政策分四等，汉人最低等，于是，主导权实际上落入在华的色目人手里，如泉州的阿拉伯蒲氏家族。 元朝的兴起使得欧洲人可以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马可波罗游记更深刻激起了欧洲人对黄金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朝的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再次在欧洲人的东面形成了穆斯林帷幕。这一切阻隔迫使欧洲人热切寻找通往东方新航路、从而引发地理大发现和西欧大航海。在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中，都可以发现中国的影响。
（四）西欧主导期
15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南亚和东亚，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等到西欧航海先驱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依靠武装船队打败了往日与东方进行贸易的自由无武装的阿拉伯商人后终于来到南中国海时，郑和下西洋刚停航不久，此时明朝正在海禁，郑和船队消失后在亚洲海域留下的权力真空，使远道而来的葡萄牙扩张势力所向无敌的控制海洋主导权发展贸易，葡萄牙船队的到来是近代西方扩张的开始。一个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将开始成型，东西方的强弱格局也将由此开始逆转。
东海航线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水路交往十分方便。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已成中日佳话。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时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也经海路东渡日本。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目前最早宋代贸易凭证存于日本大宰府的公凭，这份宋代的官方证明文内容是泉州客商李充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到日本贸易的记录。
中日航线上主要是中国商人占主导。唐宋时，中日往来紧密，元朝忽必烈两度海征日本因台风惨败，日本称之神风。明朝时日本是倭寇之乱的本营，也是中国海商海盗的聚集地。
朝鲜方向最早记载是自周武王灭纣，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最早传到了朝鲜，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通过东海航线，不仅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及朝鲜半岛，中国文化随之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饮茶习俗等。中国文化对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著名的港口城市
很多的。 欧洲航线的主要港口有：FELIXSTOWE 弗利克斯托 英国HAMBURG 汉堡 德国ANTWERP 安特卫普 比利时ROTTERDAM 鹿特丹 荷兰 LE HAVRE 勒阿佛尔 法国BREMEN 不来梅 德国SOUTHAMPTON 南安普顿 英国ZEEBRUGGE 泽布吕赫 比利时THAMESPORT 泰晤士港 英国BREMERHAVEN 不来梅哈芬 德国GIOIA TAURO 焦亚陶罗 意大利其中：FELIXSTOWE 弗利克斯托 英国，HAMBURG 汉堡 德国，ANTWERP 安特卫普 比利时，ROTTERDAM 鹿特丹 荷兰，LE HAVER 勒阿佛尔 法国。这五个港口通常被称为欧洲基本港，也叫欧基港。
比利时最大的港口是什么?
是安特卫普。
安特卫普：
安特卫普位于比利时西北部斯海尔德河畔，是比利时最大港口和重要工业城市，面积140平方公里，人口45.7万人(2005年1月)，居民大多使用荷兰地方方言。安特卫普是欧洲著名文化中心，是著名艺术大师罗宾斯和冯·狄克的诞生地，也是世界著名的游览城市。人们被其吸引的是它的三大看点:一是保存完好、充满中世纪情调的旧市区古老建筑;二是神秘的钻石加工和交易;三是有世界声誉的绘画艺术和众多的博物馆，建有罗宾斯故居博物馆、皇家艺术博物馆、国家海运博物馆以及钻石博物馆等。
简介：
安特卫普地处斯海尔德河－摩泽尔河－莱茵河三角洲平原，地形平坦，河道纵横。斯海尔德河由东南穿越市区，向西北流88公里注入北海。通过天然河道和阿尔伯特运河等与全国内河水网和西欧部分水网相接，兼具海港和河港之利。
北海 皇家海港酒楼 怎么样
不错，里面的装修属于高档型的；但是消费也大，一般人消费不起；菜色方面可以，不过量就不行了；可能是精致吧；如果不是暴发户，尽量不去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