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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写10封遗书，吞200粒安眠药去世，蒋介石书横匾：当代完人
如今，在杭州西湖的九溪十八涧，有一座圆基拱顶的墓在那儿静静地立着，墓碑上墨字写着布雷先生： “陈布雷先生之墓” 。
陈布雷生前，曾跟夫人王允默说： “宋代的臣子老布雷先生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夫人，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
陈布雷买下的这块田地，就在九溪十八涧。不料，这里未曾作过布雷先生他的退隐之处，却是作了他最后的归宿之所。
陈布雷，宁波慈溪人，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和“智囊”。他1912年加入同盟会，曾为上海《天铎报》《商报》《时事新报》主笔，立志终生从事新闻业。
然而命运却同他开了很大的玩笑，自从1927年认识蒋介石后，他就逐渐被裹进了他最不喜欢的政治圈中，从此一路开挂，官运亨通，欲罢不能，历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这种旁人万般羡慕的事情，陈布雷却做得苦闷异常。最终在精神与身体的极度痛苦中，自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48年11月14日一早，南京《中央日报》刊载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新闻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这是谎言。而且撒谎的，还是陈布雷本人。一切秘密都藏在他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的遗书中。他是这么交待的：
“如何发表消息”“我意不如直说‘XX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而陈布雷如此交待的原因，如他所说是怕 “反动派捏造谣言” 。陈布雷好友邵力子知道后，极力反对按照陈的遗言发布消息，他埋怨道： “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布雷先生！”
最终，国民党决定澄清。在该假新闻发布的四天后，《中央日报》又补发一条新闻，纠正了陈布雷死于心脏病的言论，并承认其是 “感激轻生以死报国” ，隐晦传达了其是死于自杀的意思。
时间回到同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陈布雷拖着疲乏的身子参加了会议。
近几年，陈布雷的身体其实已经十分坏了，照他自己的话说即已“油尽灯枯”。看看下面这张照片——瘦长的冬瓜脸，下撇的嘴角，忧郁的眼神，老态尽显，这分明是一个不快乐的人。
这是陈布雷摄于1948年的照片，所谓“相由心生”就是如此吧。
会议上，蒋介石大发脾气，陈布雷直谏，却被蒋骂了一顿，要知道，蒋历来是很尊敬陈布雷的，一直称其为“先生”，而这次，他却大声对陈布雷说 ：“布雷先生你呀，是不是脑力衰弱得不够用了？怎么老是与我唱对台戏，真是书生误事，你去休息吧！”
从来没这样被蒋介石对待过的陈布雷当时很下不来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呆呆地退出了会场。
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等着陈回去吃饭，他看陈一进门，脸色寡白，像生了重病似的。陈布雷看蒋君章在看他，就问 ：“我的脸色如何？”
蒋君章问： “陈先生是否身体不适？”
陈布雷点了点头，于是坐下来吃饭。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陈布雷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反而侃侃而谈：从北伐说到抗战，然后又说到国际形势，言语间无不透露着对目前国民党的忧心忡忡。
饭后，陈对蒋说 ：“我需要休息两天。” 说罢就上楼去了。
第二天，待陈方和吴国桢来访后，陈布雷转头对陶副官说： “我要理个发。” 理完后他再交待： “我要休息了，再不接电话，也不见宾客。” 这一天他吃饭特别快，菜也仅吃靠近自己这一碗，吃完后便心事重重地上楼了。
大家也许看出了些端倪，但是谁也没多想。
其实陈布雷早已萌生了赴死的念头，只是当时抱定了决心罢了。12日夜，他在楼上奋笔疾书，一封接一封地给不同的人写着遗书，交待后事。
他做事一向是极有条理的，甚至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前，还要安排好一切，了无牵挂地走。
他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又分别给妻子允默、陶副官、陈方、报社友人、孩子们、弟弟、几名同事等都写了，一共10封。
此时天已露白，远处传来悠悠晨钟声，陈布雷取出两瓶100粒装的安眠药，仓皇吞了下去，和衣倒在床上。
13日上午9点，陈布雷寓所电话铃响起——是中央党部催促陈去开会的。蒋君章替陈布雷请过假便放下了电话。随着时针过了10点，楼上仍然没有一丝动静。蒋君章和陶副官感到有点奇怪。
蒋于是上楼去，轻叩了几下门。没有响应。蒋心慌起来，加大力度敲了几下，还是没动静。蒋急忙喊道： “陶副官，你快来，从气窗上看一看里面！”
陶副官搬来茶几，站在上面往里看，发现陈布雷床上的帐子是放下的，看不清楚。他急忙探身进去把弹簧锁弄开，两人一起冲了进去，掀开帐子一看——无血色的脸，张大的嘴，天哪！陈布雷已经没气了。
他枕边放着一封给蒋君章的遗书，一支没加套的钢笔，还散落着两瓶“巴比妥”安眠药，其中一瓶已空，另一瓶还剩下几粒，枕边也掉落了几粒……
蒋君章将信封打开，刚看了第一句 “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 ，便泪如泉涌，再也看不下去了。
他急忙通知了 国民党各要员，大家很快便得知了“布雷先生完了”的消息，纷纷赶来陈宅，有的痛哭嚎啕，有的眼含泪光，气氛悲凄且沉重。
很快，蒋介石也来了，他身穿长衫马褂，沉着脸，看着这位衷心追随自己二十余年的部下遗容，百感交集。他交待好后续事务后，就离开陈宅回到了自己府上。
他在屋内来回踱步，陈布雷是继戴笠后，让蒋介石感到若有所失的第二人，他不禁提起了颤抖的手，怀着极痛惜的心情，写下了一幅横匾： “当代完人”。
纵观陈布雷一生，其实蛮不容易。他16岁失母，25岁丧父，家里的重任自然都落在了他肩上。但他毫无怨言，悉心照料着众多的弟妹们。
他虽然只是浙江高等学堂文法科毕业，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留过洋，但是他对自己从事的新闻业还是比较欢喜的。
陈布雷从浙高毕业后，经戴季陶等人的介绍进入了《天铎报》当编辑，当时是1911年秋，辛亥革命前夕。
他那段时间过得很愉快，每日撰短评两则，每十日撰写社论三篇。他在短评中喜用《水浒传》典故语句，单刀直入，很能吸引读者。
1912年，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用英文发表了一篇《告友邦人士书》，由外交总长王宠惠带到上海来发表，正苦于无人翻译之际，《天铎报》总经理推荐了陈布雷。
中英文俱佳的陈布雷出色地完成了翻译任务，得到大家赏识。
可能由于太过出众，与世无争的陈布雷最终还是被排挤出了派系林立的《天铎报》。
他回到宁波，在效实中学教书，一教九年，期间还给上海《申报》做义务译述作者，1920年又兼任宁波《四明日报》撰述。
同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他去上海编译《韦氏大字典》，不久，《商报》成立，他又到上海做起了他喜欢的新闻业。
他在《商报》仍是写评论，文笔犀利依旧，人们争相传诵，报坛许为“突起之异军”。郭沫若后来第一次见陈布雷，说自己拜读了其在《商报》写的所有文章，力透纸背，横扫千军。可见陈布雷的写作功力了得。
那段时间，是陈布雷此生最快乐的日子，以至于他做了蒋介石幕僚后，数次回想并提起这段惬意的时光。文人最需要的，就是我笔写我心，这对之后的陈布雷来说，竟全成了奢望。
“是金子总会发光”，非一般人的陈布雷逐渐被另一个非一般人注意到了，他就是蒋介石。
更准确说来，陈是被与他共事过的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介绍给蒋介石的，而蒋介石当时正好缺少一个幕僚长，他认为陈布雷很合适。
1927年2月，37岁的陈布雷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经过几番交流，他加入了国民党。他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开始被卷入政治漩涡，而且即将越卷越深，乃至万劫不复。
由那篇《告黄埔同学书》开始，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代笔人。如李敖所说： “陈布雷一生没有文集留传——他的文章，都跑到别人的文集里头了”。 此事就文人来说，幸耶、不幸耶？显而易见。
在1927-1934年这个阶段，陈布雷还稍微有些许自由。虽然蒋介石欲重用他，但他坚持不愿做官，就不用待在蒋身边，只有当蒋遇到重要事情时，才会把他叫到南京去写文章。
因为那段时间，蒋介石身边还有一个幕僚长，即杨永泰。杨永泰是个能人，在蒋介石“削藩”和“剿共”期间都出过大力，因此颇得蒋赏识，蒋令其直接睡到自己卧室门口，随叫随到。
可是杨永泰此人心术不正且工于心计，甚至还想干涉和控制蒋介石。这还了得？蒋介石必然容不下他。于是趁着1934年的农历元宵节，党内要员都在场，蒋介石公开表示，要将陈布雷召到自己身边来工作。
宴会后，蒋为了表示诚意，还专门单独约陈私聊，向其倾诉苦衷，说希望他帮帮自己，分掉一些杨永泰的权力。
陈布雷是个老实人，他一直非常感激蒋介石对他的赏识与恩宠，眼看“主人”有难，他怎好一再推辞？于是，陈体内那种封建“愚忠”思想又萌动，便答应了蒋的要求。
可以说，自从陈布雷来南京成为蒋介石的侍从室二处主任后，他就再也没有了自我，全身心都放在蒋身上。蒋君章在《伤逝集》里曾描述过陈布雷的工作状态：
陈布雷始终忠于蒋介石，他也知道蒋有些地方不对，但他不愿也不敢背叛这个“主人”，他要从一而终；但他又是一个道德至高的文人，因此他内心是非常矛盾且纠结的。
比如1936年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让他编纂一篇与事实不符的《西安半月记》，这让陈布雷非常为难。
他写了又扔，扔了再重写，反反复复，以至于脾气一向温和的他变得暴躁不堪，折断很多笔头，一个劲地叹气，大声对前来劝慰的妻子和妹妹说道： “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怎么编得出！”
而且这种事在其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不断重演着，他没法反抗，内心又极其不情愿。就这样，陈布雷总是被这种矛盾的心理反复折磨着，心力交瘁。
他曾在日记中写下：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 陈布雷经常如是跟自己的外甥翁泽永吐槽。
有几次，为蒋介石撰写的文章，被蒋删改得面目全非。清清爽爽的一份文稿，弄成像东一堆、西一块的三色拼盘，还要陈布雷作第二次第三次修改……
“哎，倘若让我重返报界那该多好！” 陈布雷有时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但他已经被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知道的机密也太多，已然无法回头。
据陈布雷给蒋介石的遗书内容和他身边比较亲近的同事回忆，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陈布雷曾劝告过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 养生 息。
但蒋介石没有听他的，仍表示要 “背水一战，成败在天” 。陶副官事后回忆，那次陈和蒋长谈后，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地叹道： “成败在天，成败在天！” 一连数天抑郁不可终日。
在辽沈战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际，眼看大量难民涌入关内，风餐露宿，无家可归，整个中国都遭到严重的毁灭和破坏。
陈布雷实在看不下去了，他经常感叹： “已有两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 “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
此外，国内还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后来甚至发展到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块肥皂。陈布雷尽了一切能力廉洁奉公，但还是无力回天！
这一切的一切，让陈布雷呆若木鸡，只剩摇头——他已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已“油尽灯枯”。
他恍然发现，自己这么多年辛苦折腾，似乎没做对一件事，他对不起主人，对不起“党国”，对不起国民，对不起家人，对不起所有人……于是，终于选择了自尽这条“下策”。
陈布雷是一个悲剧人物，是李敖口中 “最不该死” “每每要为之垂泪” 的那个人。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弥漫着黑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中，他始终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这非常不容易，也难怪蒋介石会赐予他 “当代完人” 的称号。
很多人拿他的死和王国维比较，也有一定道理，他们都属于陈寅恪口中的“殉文化”者、“殉理想”者。
当然陈布雷必然有错，还错得不轻。他太“愚忠”，也太软弱，他这么聪明绝顶的人，当然意识到了自己这二十多年是踏上了错误的道路，他悔恨，他无助，但他不允许自己改变，因此他只有 “以死自剖” ，将自己 “永远殉葬在黑暗里了”。
（全文完）
陈布雷百年后为何归葬杭州？
差点感觉不到有雨，溪水流得没有声音，水面淡淡的水雾飘忽不定，偶尔有鸟在叫，躲在树林深处，叫得也不大认真。稀疏落叶的台阶尽头，一道褪色的白围墙，围墙根种满了矮竹，两座阙形柱子就当是门。入门，拦住路的是空无一物的石案几，案几后是圆形的坟墓，长眠此地的是国民党政府要员陈布雷。1948年11月13日凌晨，看时间我们猜得到，此时国民党处境不妙，陈布雷在南京湖南路508号，一座二层楼内，服下了过量安眠药自尽。当天上午，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到陈布雷寓所瞻望遗容。蒋介石深感悲痛，指示于右任、陈立夫等人组成一支治丧委员会。
当天，陈布雷夫人王允默给治丧委员会写了一封用词典雅，字里行间满是哀伤的手启。手启的大意是：先生生前简朴淡泊，故希望丧事一切从俭，先生生前曾于杭州购得一地，当为百年后长眠之地。请诸公依先生遗志，送先生灵柩回杭州归葬。原来，1932年，陈布雷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有一次与夫人王允默在虎跑寺品茗。陈布雷先生见四周青山怀碧，水声淙淙，心有感触，说：“盼望死后能在这里有三尺地，一抔土就心满意足了。”说者也许无意，听者有了一份心。
陈夫人后来托陈布雷大哥在杭州九溪梵村附近买了六亩半地。不过，当时是打算筑屋度假，只是战争突然来了，修屋之事就此耽搁了。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来到南京中国殡仪馆给陈布雷上香。陈布雷遗像上方悬挂的是蒋介石手书的横匾—当代完人。上午公祭后，陈布雷先生灵榇抬上火车，由蒋经国与陈布雷八十多名亲属护送，途径镇江，苏州，上海。每到一地，均在站台接受各地路祭。
陈渝的原型是谁？
陈渝的原型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陈布雷。
陈布雷（1890－1948年），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1、生平简介
陈布雷，（1890年—1948年），中国浙江余姚（三七市）人。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7年，陈布雷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学，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寓意“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陈布雷1927年，他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1928年，陈布雷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1946年任国府委员。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11月13日自杀亡故，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区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2号楼东邻，终年59岁。
死后，被蒋介石追授“当代完人”的称号。
2、人生历程
才华出众，报界奇才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抗战时期，如椽之笔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爱憎分明，私德无量
陈布雷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
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自杀身亡，死得必然。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笔者认为，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这些，大概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陈布雷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深重灾难的一个侧影。
